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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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辑枫泾小志》成书于光绪年间，其成书的经过可见顾福仁和沈祥龙的两篇《重辑枫泾小志序》，兹不赘述。其后程兼善鉴于《重辑枫泾小志》“先后之倒置，人事之重复颇多”，于宣统三年重新编纂出版了一部《续修枫泾小志》，然而除了《续修枫泾小志》凡例里所举义仓、学堂、行业公所以及铁路等等以外，增补无多，颇有叠床架屋之嫌。

据卷一《区域》“沿革”“乡保”条，以及卷二《建置》“官署”条，枫泾镇北在娄县西南境，设巡检司；镇南在嘉善县东北境，设有嘉善主簿。巡检司是县级政府派出的下属机构，往往设立在水陆交通要道，“主缉捕盗贼，盘诘奸伪”，而主簿是县级副职。相对于明早期设立的课税局，设立巡检司和主簿反映政府不断适应形势的变化，加强对市镇的管理。而且水栅的设立（卷一《区域》“水栅”条），更让市镇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这里附带提一句，水栅的设立对于治安确实扮演某种作用，卷六《人物》记太平天国期间，盗贼蜂起，娄县巡检童复“集里人严守望、督支更，并治水陆各栅，以时启闭，境赖以安”。）不过，明清时期政府各类行政机构的变化仍然滞后于市镇的发展，政府对于市镇的管理还是以缉盗安民、维护社会稳定为首务，在经济上则是以首先保证财政的收入为目标，赋税的催征仍然沿袭传统的都图制（按:奉贤乡为都－区－里制，枫泾乡为保－区－图制）。政府并未将市镇当做一个完整的经济实体来对待。

枫泾镇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江峰青在序言中形容枫泾:

“市廛辐辏，煙户繁盛，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俗尚华饰而不伤于靡，人务机智而弗荒于嬉。……街巷洁治，桥梁完固，地方恤嫠，育婴施馆，各善举次第具备。”（《枫泾小志序》）沈祥龙也说枫泾“至元明而户口日繁，市廛日盛。逮至我朝，人文蔚起，宗工硕士，拮抗先后。……虽区域只此一隅，而灵秀锺聚，不逊通都大邑。又地为水陆所凑，商贾骈集，田野沃饶，民务俭勤，户号殷富，数百年来，未之变也。”当地盛产棉布，“阔者曰大布，狭者曰小布，农妇藉以为业。”沈秋航还夸耀:“贸易隆昌百货全，包家桥口集人烟。男携白布来中市，女挈黄花向务前。”（《枫溪竹枝词》）

而从枫泾内部来看，镇南又远比镇北发达，这可以从桥梁和园林的分布看出来。而且从太平天国以后重建速度来看，镇南也快过镇北，镇北的很多桥梁在战后很长时间都只设渡。

与经济繁荣相适应的，是各种娱乐活动的兴起。所谓“人夸智巧，俗尚奢华。迎神报赛，縻费甚于诸方”（卷一“风俗”条）。卷十《拾遗》记载:“上巳赛神，莫盛于枫泾。每邀梨园数部，歌舞达旦，谓神非是不乐也。”同卷又记载:“赛神之举，莫盛于枫泾。始于乾隆癸巳岁，至戊戌，更踵事增华。后间三四年辄一为之，择童子十岁以下貌端好者，遍扮诸天列宿，尽态极妍，衣皆奇丽，珠以万计，金玉以千计。其有不足，则假诸邻邑，互相夸耀，举国若狂，费几累万。至期，士女倾室往观，百里内闻风而来者，舟楫云集，河塞不通，一时传为胜举。然废业耗财，莫此为甚。当事者能禁而革之，亦挽回颓俗之一端也。”一面是极力描述场面的盛大，一面又说废业耗财，可见编纂者的矛盾心态。我猜“废业耗财云云”不过是不痛不痒的官话，是传统观念的回响，而前面夸耀的话才是作者真正的用意所在，或可谓“语若有憾，而心实深喜”？同卷又记载元宵节时情景:“泾上鳌山，争奇斗艳，变幻百出。炼金作柱，细如指，以锦绣饰之，使不见迹。上乘童子，装点故实，缀以金玉珠翠，必始绚烂而后已。”这一点在竹枝词中也得到充分反映:“真武舆邀上巳临，綵移仙杖乐移音。一时胜概夸乡里，不识囊倾多少金。”同样，末句不过是文学上“讽喻”传统深入人心的体现，不是作者真实的写作目的。此外还有:“大庙行台拟郡看，花园不锁任游观。年年最好逢三月，敬远亭前赏牡丹。”“巧想为山驾若鳌，剪裁罗绮斗儿曹。清风泾上都迎遍，争过檐头一尺高。”“灵侯社会赛丰年，下马筵开四月天。丝管暂停灯又续，星桥南看夜龙船。”“堂开八月相公门，游女纷来远近村。积得纱钱余几个，买携红柿爱铜盆。”“坛庙欣逢十月交，村村社鼓驾船敲。争先请佛齐摇橹，新式支艎赛燕梢。”总之，一年赛神、游赏之事甚多。

但是迎神报赛的盛大与经济的繁荣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决不能根据迎神报赛的奢靡论证当时经济的发达。晚清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里称甘肃兰州的“五泉山每年开庙数日，百货云集，游人如蚁，撞竿踩索，吹竹弹丝，极为喧闹”。而当时国弱民贫，甘肃尤其贫穷，因此将娱乐与经济联系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同样，虽然妇女可以去庙里上香也可以参加赛神活动，但我们不能就此断定当时妇女的地位的提高。只要看看卷七《列女》里大量妇女为丈夫守节乃至殉节以及侍奉父母终身不嫁的事，就知道当时对于女性的压迫之深了。有这几个例子尤其极端:孟氏“守节数十年，戚族罕觏其面。后病剧，春和为延医，孟曰:‘男女有别，我手不与人诊视也。’卒不医。”费贞女、戴贞女、邹文瑛为未婚夫守节，而沈贞女听闻未婚夫去世，痛哭不已，一个月不到就跟着去世了。陈庆姑侍奉母亲好多年，衣不解带，母亲死后，竟以身相殉，被救以后，终身不嫁。这些事都体现出当时礼教的森严。此外，太平天国期间殉难妇女多因投河、绝食、自缢而死，与之相较，殉难绅民多是被杀。据当时外国人的观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妇女普遍裹小脚，导致行动不便，战乱之际，来不及逃跑，只能一死。（阿绮波德·立德《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棉布业的发达吸引了很多外地人前来，这些外地人形成群体之后横行不法，又导致了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卷十《拾遗》记载:“康熙初，里中多布局。局中所雇染匠、砑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扰害闾里，民受其害，积愤不可遏。纠众敛巨资，闭里门、水栅，设计愤杀，死者数百人。”这件事除了显示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还有两点可注意，首先，布局里的苦力都是江宁人，当时在苏州的踹匠也多有江宁人。江宁虽然是江苏的省会，但是民间其实萧条，多从事劳动业、服务业。其二，这件事里可以反映出镇上的行政机构的失职或者不作为。

随着经济发展的还有观念的改变，学者都注意到了商人阶层的兴起、士商关系的变化以及商人地位的提高。但在本书中，却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本书两卷《人物》志中几乎没有商贾，卷六还以赞赏的语气记载沈存“父以家贫，俾学贾，而傲骨性成，以市井卑污不屑为”。而江峰青在《枫泾小志序》中也还是“士者，四民之首也”的老说法。这说明新观念兴起后，旧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在阅读《重辑枫泾小志》时，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当时的绅民参与公共事业和慈善事业的普遍性，这一点在卷一《区域》“桥梁”“水利”条、卷二《建置》“义建”“祠庙”条、卷五卷六《人物》里展现得最为清楚，有修桥补路的，有兴办慈善机构资助贫民、养育孤儿、掩埋暴骨的，（当时江南很多地方都流行浮厝、暂厝，卷一《区域》“风俗”条记：“柩多浮厝，即绅富家亦不遽葬。一惑于风水，一以村人阻葬。今禀县禁止，其风稍息。”又如卷六《人物》记程应枚“道光癸未水灾，厝棺飘荡，捐资捞取埋之”，记陈暻“族中物故者多浮厝，暻于公田中择地丛葬”，记:“俗多浮厝，棺木历久朽坏，（李）桢集里人捐资为掩埋之举。”）最多的则是创立义田义庄周济族人的。此类材料俯拾即是，学者研究也多，不再赘述。惟当时人一致公认范仲淹为这种风气的开始，陈廷庆《义庄记》感慨道:

“西汉而后，均田之法废，富者日益富。……惟宋范文正公出镇西陲，入参军府，义田千亩，钱公辅为之记。……闻风起者，若锡山华氏，彭城季氏，吴门陶氏，我郡张氏，皆仿而为之，而必以范氏为推。首间尝登太平山万笏之域，高义之园，瞻济时良相之额，天章云汉，照耀于湖山明瑟之间，可不谓美且备欤？”

就公共建设来说，清代中前期政府还时常出资修筑桥梁、兴修水利，到了后期几乎都由绅民主持，绅民参与的普遍性恰恰也说明了政府财政的困境。

在参与市镇公共事业的各家族中，顾氏是最引人注目的，据卷五《人物》记载，顾氏始于宋末顾演才（“徙居风泾，子孙繁衍”）。顾氏在明代中前期几乎一家独大，仅以桥梁为例:通济桥，明顾宗玉建；阜安桥，明顾宗一等建；接秀桥，明宣德六年顾瑾建；广济桥，明景泰三年顾文昱建；庆云桥，顾诚心建；致和桥，创建莫考，明宣德壬子顾怡筠重修；跻云桥，明成化十三年顾諮、顾文昱建等等。不过顾氏也因从事地方建设得到回报，比如顾琮“景泰时，输粟五百石，佐河防费，赐冠带”；顾谨“督修塘岸，不数月而成”，上官“请给冠带以奖”。另外上述桥梁皆位于镇南，可以看出明代顾家主要活动在镇南。到了清代，顾氏地位则不再彰显，沈家、许家出现频率明显增多。到了晚晴，拥有六百亩义田的顾氏世德祠已经废弃了，而许氏、程氏、沈氏虽然经历了太平天国的打击，但不久都恢复了，《续修枫泾小志》卷二“叶氏支祠”条引叶世熊《祠堂记》谓：“枫镇自兵燹后，如许氏、毕氏、沈氏先后建祠”，正堪说明家族的兴衰。不过即使在明代，沈许两家就已经在科举上取得成就了，也不算新起的家族。

说到科举，从这本小志里可以看出枫泾镇科举的发达，卷五卷六《人物》志里困于科场的比比皆是。

《重辑枫泾小志》成书于光绪年间，所以处处能看到太平天国破坏后的痕迹，枫泾的园林、寺观、祠庙、宅第都在太平天国的战乱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当然我们如果仔细对比各桥梁、寺观、祠庙的重建的时间（参看《重辑枫泾小志》及《续修枫泾小志》卷一《区域》“桥梁”、卷二《建置》“寺观”“祠庙”），可以大致观察出枫泾经济的中心与边缘，战后生产力的恢复，以及当地各家族的兴衰起落。

除了上述几点以外，书中还有一些有趣的地方。

卷六《人物》记载陈大溶任台州知府，“台州民风刁诈，严治之始敛”，而《台州府志》里序言里还自夸“小邹鲁”呢（民国《台州府志》）。这就跟人一样，自传中塑造的自己每每不如别人传记中提到的自己可信。同卷记费震文“不屑持筹握算，而性又慷慨，交游甚广，有以缓急告者，虽兼金数百，勿吝也。家以是中落”，又卷五记顾士宏“性慷慨，周恤乡党，不待缓急来告，故家亦中落”，都不由让人想起《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

还有三个不按套路出牌的故事也颇有意思。卷六记沈汉扬母亲病重，“汉扬祷天愿代，夜梦神曰:‘鉴汝诚，已许所请，惟不利于汝，为可惜耳。’越数日，果卒，而母病寻愈。”此类故事一般的结局都是母亲病愈，而愿代死的儿子也因孝顺感动上天获得福报，这个故事结局竟是儿子真的死了，确实让人意外。此外，还有一则类似的故事:缪文彬父亲被株连，文彬“赴县自陈，以父老愿代。有司义之，从其请”。结尾也让人意外，因为当时很多的做法是父子都得到赦免（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一章《家族》“代刑”）。最后一则故事是说一个孕妇暴死，厝葬在野外，有人经过时听到了孩子的哭啼声，挖开一看，果然有个小孩。按以往的叙述模式来说，这个小孩长大后一定与众不同，因为是上天护佑的孩子，然而这个小孩长大后“仅以山货为业，了无奇异”，也很让人意外。不过也正因为意外，才显得特别真实。就好像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今天枪林弹雨中大难不死，明天照样若无其事炸死你。生活是没有套路的。

还有一则故事很能反映时代精神之不同。卷十《拾遗》引纪昀《阅微草堂笔记》:

“陈光禄枫崖，尝言枫泾一上舍生，读书别墅，见草间有片石已断裂剥蚀，偶有一二成句，知是夭逝女子之碣。生故好事，竟其墓必在左右，每陈茗果于石上，而祝以狎词。越一载余，见丽女独步菜畦间，手执野花，顾生一笑。生趋近其侧，目挑眉语，方相引入篱后灌莽间，女凝立直视，若有所思，忽自批其颊曰：一百余年心如古井，一旦乃为荡子所动乎？顿足数四，奄然而灭。方知即墓中鬼也。蔡修撰季实曰：古称盖棺论定，于此事，知盖棺犹难论定矣。是本贞魂，犹以一念之差，几失故步。晦庵先生诗曰：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此事如收录在晋志怪小说或是唐传奇中必是一段人鬼情未了的佳话，而这里却引出一段人心惟危的说教，显示出理学对中国文化影响之深且巨，即使是纪昀这样一向排斥理学的人也摆脱不了理学的影响。

此外还有一条材料是我在阅读的时候当面错过，后来在范金民老师《鼎革与变迁：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中看见才注意到其价值的。即《续修枫泾小志》卷十《拾遗》所载“国初曹冷民，幼苦践更，田亩悉书白券与人。李复兴令娄，冷民作诗并书授之，宛然郑监门图也。及详定均赋，乃悉取田籍焚之，曰:冷子孙勿作汉阳想耳。”范老师用以指出清初奏销案对士人心理造成的影响。我当时疑问为什么不引用《重辑枫泾小志》而引《续修枫泾小志》，核对以后才发现《重辑》用的是“国朝”，而《续修》用的是“国初”，一字之差，大不相同。因此读书要锱铢必较。当然即便《重辑》用的是“国初”，我也不会发现其价值，于此可见知识积累的重要性。

总而言之，我从这本书里获益匪浅，虽然这只是部镇志，但它让我与清代基层社会有了一个着着实实的接触，而且不只于此，托马斯·沃尔夫在《天使望故乡》里说：“每个时刻都是窥视整个时代的窗口。”或许我们也可以说：每个城镇都是窥视整个国家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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