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四君子”，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以“养士”闻名，这些“士”也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如平原君的毛遂迫使楚王与赵修好，信陵君的侯赢出谋救赵，孟尝君的冯谖为他营造“狡兔三窟”，又有“鸡鸣狗盗”之徒在关键时候将他救出秦国，只有春申君不幸，被他的谋士，也是他的大舅子算计，没作成后来的吕不韦，反而命丧妇人之手，贻笑大方。 史书上称正是这四君子使强秦不敢侵犯，但笔者认为这些都是沽名钓誉之辈，“养士”的目的并不是让他们发挥作用，为国建树，而是壮大自己的声势，用国家的奉禄钱粮营造个人集团，确保自己不是国君的国君地位，韩非对食客们深恶痛绝，称之为“蠹虫”。当君子们为自己的名誉洋洋得意时，秦国却在厉兵秣马、积蓄实力。从秦穆公开始，“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奠定了“霸主”基业；商鞅奔秦，变法图强，彰法令、重农桑、励战功，是我国第一位不惧权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家代表，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国家的强盛；“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 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始皇得李斯，一统天下。赵国不用廉颇，枉杀李牧，秦国却有白起、王翦等名将，士不在“养”，而在“用”。平原君曾为了一个食客杀掉自己的一个爱姬，借以昭示自己不爱女色重名士，可惜，这样的标榜除了为自己赚取名声外，对国家没多大好处，王安石曾说“鸡鸣狗盗”之徒阻碍了真正的人才,不问贤愚、不知臧否，重名轻实，这样的“君子”，不要也罢。 真正的“君子”，会识人、用人、御人，能把各样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各安其职，就像星辰要在其轨道上才能运行，在其星座上才能发光。真正的人才常遇到“众女疾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的境遇，常喟叹“不才明主弃”，真正的能人是不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的”，这就是屈子“艾箫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的苦闷，也是商君变法，五马分尸、吴起除弊，乱矢透身的悲剧，但正是这些能人推动着国家、社会的进步。“四君子”之错，就在于不敢起用能人，让他们独当一面，采取积极进攻的姿态，而只是把各色人等混杂在一起，消极无为，得过且过，退守避祸，即使六国连横，又岂能挡得住秦国的长驱直入！韩非的“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慧，下世凭于气力”，确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观，单靠谋士们的说辩，怎能抵挡汇聚了天下勃勃雄心的秦国的“虎狼之邦”！治世崇文，乱世宣武，始皇虽没有实现他千秋万世的梦想，而且被称为中国第一暴君，但他仍是中华之雄，堪比与他几乎是同时期的西方君主亚历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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