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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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迅速接管了日军、日伪军物资和沦陷区的税收，并开始接受美国的大量物资援助，使得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从极度窘迫到极大丰富的转变。这种转变很快就传导至国民党政府各部门、各阶层，营造出了国民党政府物资充盈、军备强悍的虚假繁荣景象。很可惜的是，国民党政府政要们忙于瓜分这些物资，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加强监管、整风肃纪方面，导致本就广泛存在的腐败问题出现了大爆发，延伸至各个层面，形成了整个体系的坍塌式腐败。

蒋介石为争取将接收物资、军事装备转化为军队战斗力时间，开启了重庆谈判，但国内外各因素的综合发力，特别是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深度介入，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吞下重庆谈判的苦果。种种因素，为共产党防备国民党发动内战争取了时间，共产党的各种积极作为也获得了国内各阶层的广泛认可，在客观上为党的统一战线提供了极大支持。

在管控物资充裕的基础上，国民党政府开始规划经济发展道路，制定了发展计划，并开始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民营经济、引进外资等诸多措施。但是，整个国民党政府高层最多的注意力仍然放在剿灭共产党，发展经济的计划思路虽然也很受重视，但实施过程中掣肘仍然较多，许多发展计划被迫停留在纸面上。同时，经济部门对接收物资的管控使用受到多方面制约，各个部门都倾向于将物资纳入本部门管辖或直接以各种名义侵占私有，导致接收物资的效用发挥大打折扣。

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政府虽然也转变经济思路，在接收物资基础上发展国营经济，但整个体系的腐败，使得这些国营经济沦为了权贵、政要、大资产阶级的“掌中物”，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形成。上行下效，国民党政府内部的腐化超过了大家的想象，最终侵蚀到军队战斗力，成为解放战争国民党败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时，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战时计划经济政策，使得国民党政府对各种物资调配、生产管理有了很强的体制依赖性。战后，国民党政府内部很大一部分人并不愿意放弃这种计划经济管理政策，仍然倾向于对经济活动的直接管控，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战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经济发展潜力未能被释放，也使得国民党政府在消耗完接收物资、美国援助后陷入经济危机。

国民党政府内部腐化的速度超出了蒋介石的想象，但剿灭共产党的目标始终是其最主要目标，使得蒋介石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开展反腐行动，这也导致了其反腐只能是表面的、浅薄的，并不能对经济基础产生较大促进作用。内部的腐化和共产党爆发式增长的实力，不断刺激着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最终在《双十协定》签订半年多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签订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内，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内战，开展对共产党的全面进攻。

在客观上，解放战争的爆发对国共双方而言，都是很仓促的。国民党政府对军队的整编并没有完全到位，但其内部腐化加速和经济支撑乏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决定提前发动内战。共产党方面虽然一直防范国民党的进攻，但鉴于国内形势的缓和，将重点放在了抗击局部冲突上，对全面内战的准备仍然是不足的，这也导致全面内战爆发后一年多时间内，共产党都是处于防守状态。

局势的演变并不以个人的意志力为转移。战争对物资的消耗是巨大的，特别是国民党军队在转向美军装备后，其物资消耗远远超过抗战时期战争的平均消耗，这对于经济支撑是极大地考验。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经济，已经被以“四大家族”为首的权贵和大资产阶级瓜分，对战争后续的支持远低于国民党政府预期，直接导致1947年中期之后，国民党政府经济开始崩溃。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启动经济改革，然而，牵一发而动全身，经济改革本质上是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但腐化的体制和自上而下的腐败，注定了改革的失败。

共产党则是在战略防御中完成了对经济基础的调整，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在经济支撑和军队战斗力方面形成了正向促进。反映在战场上，则是于1947年6月后，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最终赢得了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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